在二级保护区，主要检查是否设有排污口、建有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从事网箱养殖等是否采取了防止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有效措施。
此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厘会议的路线图中被进一步肯定。2000年以来，我国政府日益重视循环经济，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途径。
相同的发展观，即经济发展要在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范围内。四是大力发展为低碳化发展提供技术和服务支持的新兴产业，如碳排放权交易、低碳能源技术研发及推广、森林碳汇等。要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经济的发展目标。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将低碳经济与经济拯救联系起来，发达国家纷纷部署和实施低碳经济战略，从而使低碳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1990年，戴维皮尔斯和凯利特纳根据波尔丁的循环经济思想，建立了第一个正式以循环经济命名的循环经济理论模型。
1989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戴维皮尔斯等在其著作《绿色经济的蓝图》中，首次提出绿色经济一词，将绿色经济等同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并从环境经济角度深入探讨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低碳发展要求实现产业、生活消费和能源的低碳化，减少经济发展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未来环保ＰＰＰ领域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尽快在该领域内形成以社会资本为主，统一、规范、高效的PPP市场，推动相关环境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结构明显优化。在政策层面，近日出台的系列政策均利好环保PPP项目的发展。未来环保PPP领域还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加大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开放力度，禁止排斥、限制或歧视民间资本的行为，为民营企业创造平等竞争机会，支持民间资本股权占比高的社会资本方参与PPP项目。
地方政府在推动环保PPP项目上的热情仍然很高。这一投资额相比起第二批示范项目的1500亿元有明显提升。
目前，财政部第四批PPP示范项目正在评审过程中，在去年9月发布的第三批示范项目中，业内有机构统计，环保相关的示范项目分布于市政工程、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和能源行业中，数量达到216个，超过第三批示范项目总数的40%，投资规模已经超过2500亿元，占总量比例超过20%。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敬霞表示，环保PPP项目预期将会长足发展，且范围有望继续扩大，跨界产业资本不断进入环保领域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和产业托底的新特点。此前，贵州省在2016年还批准设立首只产业投资基金贵州PPP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为20亿元，投资贵州省内环保、水务、水利、智慧城市等行业。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促进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
除了设立PPP基金外，一些地方也在积极推进专项基金作为PPP的奖补资金。他还说，以前的项目都是单体环境治理项目，比如一个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等，这些项目一般投资规模几亿元，现在的环保ＰＰＰ项目基本上都是综合性的环境整治项目，投资规模都比较大，比如一条河流的治理，投资都是几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环境治理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地方政府在推动环保ＰＰＰ项目上的热情仍然很高。有序推进存量项目转型为PPP模式。
环保PPP项目数量出现大幅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技术及管理塑企业竞争力，订单兑现及成长需要耐心对于工业环保领域内的环保公司而言，其获取订单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其技术、管理和系统集成等方面，这和市政环保领域内企业通常以资金和资源构建壁垒截然不同。
第三方治理市场打开，技术&管理塑企业竞争力成本内部化助第三方治理市场打开，非电&工业水&危废空间广阔从海外发展经验看，推动建立污染者付费、专业化治理机制是提升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的长效举措，排污企业由于采用专业化治理降低成本、提高达标排放率，政府执法部门由于监管对象集中可控而降低执法成本，环保产业也因此得到促进发展。从相关上市公司业务发展看，其中大气治理及危废领域公司业务成长较快。
由此可见，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模式需要从谁污染，谁负责向排污者负责、第三方治理、政府监管、排污者和第三方治理企业通过合同相互监督约束的治理模式转变。在工业水领域，以行业龙头美国Nalco为例，其2014年营业收入规模高达14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20亿元）。从细分市场成长空间和释放进度看，工业水、非电领域大气治理、危废领域前景可期。工业水领域：关注博天环境、中持股份、中电环保等。2000～2015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在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总投资中占比趋势性下滑，2010年曾降至5%的有数据可查以来最低水平，且目前仍处于低位。2017年6月，环保部发布《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20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征求意见稿），修改钢铁、建材、有色、火电、锅炉、焦化等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对物料（含废渣）运输、装卸、储存、转移与输送，以及生产工艺过程等，全面增加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要求。
不过近年来，环保督查等助治理释放拐点已至，工业环保景气回升在即。从需求成功释放的工业环保细分行业的发展经验看，政府监管、补贴、排污企业盈利能力、环保成本高低等对于工业治理需求能否释放有决定性影响。
由此可见，如果工业污染治理落后，对十三五期间实现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目标势必构成重大制约，这就要求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必须强化，设施运营效率和效果需要提升，以补齐环境污染治理短板。但从发展趋势看，在行业迎来需求释放拐点后，行业龙头以及大型工业企业下属环保公司在技术储备、并购整合方面已经开始初步发力，比如说脱硫脱硝企业开始尝试研发电厂工业废水技术和并购非电领域优势标的等。
工业企业从经济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减少环保投资和运营效果有较强冲动，且工业污染治理设施普遍存在运营效果不佳、不达标等问题。以行业龙头GEWater为例，其近百年的成长历程伴随着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应用。
受此影响，2000～2015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在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总投资中占比趋势性下滑，2010年曾降至5%的有数据可查以来最低水平，2010年后该占比虽然有所反弹，但仍处于低位。仍以Nalco为例，目前公司客户遍布全球130多家的7万多家客户，单个客户平均年收入贡献看规模仅在20万美元左右。在工业水领域，综合考虑国际对标和国内工业水市场需求前景广阔等多方面因素，可以合理预期未来国内有望走出收入过百亿量级的大型工业水环保公司。在危废领域，目前供需不匹配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大量工业危废并未得到有效处置，行业景气度未来三年仍然无忧，我们估计仅无害化运营规模远期可到600亿的规模。
对于有志于在工业环保领域持续成长的公司而言，需要其在技术方面需要做大量储备和积累，研发适应不同行业污染治理需求的技术手段，方能实现扩行业扩张业务。而苏伊士在2017年3月份收购GEWater时，其最终收购价格高达32亿欧元。
从环保督查实际执行情况看，不达标中小企业出现关停和整顿的现象比较普遍。由于下游行业污染物类型复杂，这意味着工业治理领域不能一种技术包打天下。
此外，尽管也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但相比市政环保而言，工业治理设施投资规模可控，且EPC+O等模式对企业的资金实力要求相对较低。环境治理投资支出属于工业企业成本项，GDP导向的传统政绩观导致前期监管持续缺失或不到位，导致环保成本通常不能顺畅传导至下游客户。
再比如说，环保部近期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情况显示，在28个督查组共督查8447家企业中，发现5594家企业存在环境问题，其中未安装污染治理设施的512个，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的507个。而在大气治理领域，目前电力领域治理已经较为完善，企业寡头格局已经形成，但中小锅炉改造、钢铁&石化&水泥等领域烟气治理均蕴含巨大市场空间有待挖掘，我们估计仅中小锅炉改造市场即有近1，000亿规模。成本内部化助第三方治理市场打开，非电&工业水&危废空间广阔。综合考虑国际对标和国内工业水市场需求前景广阔等多方面因素，可以合理预期未来国内有望走出收入过百亿量级的大型工业水环保公司。
环保督查等助治理释放拐点已至，工业环保景气回升在即。因此，尽管行业属性决定订单释放及企业成长不会一蹴而就，但强化技术储备及加速行业整合将逐步提上日程。
我们认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不足、设施运行负荷率偏低的困境未来有望逐渐得到解决，行业拐点到来，工业环保需求全面释放的时点已至。工业环保治理所设计的下游行业众多，且不同行业和同一行业内不同工业企业所排放污染物性质的复杂程度和种类存在明显差异，决定工业污染问题解决需要企业拥有技术积累和丰富项目管理经验。
2013年底国内工业企业污染治理社会化运营的比例不足5%，在污染成本必须内部化之后，预计第三方市场相应打开。环保督查等助治理释放拐点已至，工业环保景气回升在即考虑到工业污染是我国环境污染重要构成，2015年，工业源分别占国内COD和氨氮排放总量的13%和9%，占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的84%和80%。
